我們共同的未來：永續社會的追求

王俊秀

清華大學通識中心/社會所教授

摘要

永續發展已經成為21世紀的主要關鍵詞，2003年民間與政府共同宣佈為「永續台灣元年」，主張以環境/生態為主軸的社會與經濟發展。本文先以2002-2004間民間所舉行的三次「大審」來探討台灣的永續度，包括2002年台灣地球低峰會、2003與004年台灣十不永續與2004年環境台灣大審。接著探討不永續的結構性因素，例如看不見的手與看不見的腳、旅館過客觀等。再以典範轉移的角度來論述永續台灣的社會願景，期許由民間來帶動思想的「永續化」，包括由人類中心主義至生態中心主義、由自然權至自然的權利等。最後舉出具「永續化」的社會運動，強調民間的引爆面 (empowerment)，這些運動包括黑雨傘運動、共同購買運動、國民信託(National Trust)運動、外債換取自然運動與兒童公投運動。

(6) 關鍵詞：永續發展、台灣十不永續、典範轉移、全球變遷、變遷全球

一、前言

永續發展的觀念在20世紀末發芽，現在已經成為21世紀的主要關鍵詞。而與永續發展相關的兩次世界性會議分別為：1992年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地球高峰會」與2002年南非約翰尼斯堡舉行的「永續發展高峰會」。兩次高峰會，台灣皆未缺席，由於台灣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因此非政府組織 (NGO)的民間角色特別值得探討，民間團體有幸「跨世紀」的參與二次高峰會，見證了歷史。2003年民間與政府共同宣佈為「永續台灣元年」，主張環境/生態、社會、經濟與制度一起考量的發展，而環境正義、社會正義與世代正義為永續發展的精神所在。本文先以2002-2004間三次「大審」來探討台灣的永續度，接著以典範轉移的角度來論述永續台灣的社會願景。

二、永續大審

1.     2002年台灣地球低峰會：蝴蝶台灣，前進南非，為何而戰？為誰而戰？

台灣民間團體們為參與南非地球高峰會( civic society forum 為低峰會)而組成了 代表團，為了解為何而戰？為誰而戰？必需共同完成一件事，才不會成為「南非旅遊團」，那就是具體評量1992以來台灣永續發展的情況，因此在2002年8月初舉行了台灣地球低峰會，邀請16個民間團體來參與永續台灣大審。以政府提出的「台灣21世紀議程」為對象，共有22章，每章各有不等的項目，每項目有五分 (五分最好；0分最差)。各NGO獨立打分數，表現差的項目應加上評語，再彙整化為100分尺度，具體給分，並提出「永續台灣判決書」與「永續台灣美敦書」，分別如下：

1-1：永續台灣判決書

l          評分總結果為：40.8 分 (不及格；留島查看；准予補考)

l          篇目排行：永續的環境 (1.5)、永續的經濟 (2)、推動的機制 (2)、永續的社會 (2.2)、發展的動力 (3.1)

l          個別項目(5分制)排行前後五名：

入圍背離永續項目：土地資源 (1)、海洋保護 (1.1)、能源策略 (1.3)、水資源 (1.3)、環境管理 (1.6)、資源再利用 (1.6)

入圍趨向永續項目：資訊化社會 (3.4)、教育發展 (3.1)、科技研發 (2.8)、經濟發展 (2.6)、人口與健康 (2.5)

l          我們只有一個台灣是生態不正確，因為已支離破碎成許多台與灣。環境被視為 sink，而非 source。

l          人口問題與問題人口同時衝擊永續社會。

l          政府組織上一向「一部會一國」，組織永續度低，成為風險擴大器。

l          說得多，作得少，永續發展成為「永遠發展」；或重發展，輕永續。

l          台灣仍處於「富裕中的貧困」，除了社會與環境的貧困外，貧富差距擴大亦為警訊。

1-2：永續台灣美敦書

l          由「經濟資本」、「自然資本」與「人文資本」一起來衡量台灣的永續度。

l          展開謙虛導向的永續發展教育，體認：人不是由天降臨的神，而是由地下升起的爬蟲類，致力培養「環境公民」。

l          由「一個台灣」到「一個地球」，以地球思維來治理台灣，展開永續內政與外交，期待「生態內閣」與「立院生態會期」的出現。

l          台灣自許為全球最強的NGO，以民間力量之夥伴關係來進行國際合作與綠色外交。

l         例如採用「生態分區」來重整山河。期待行政院永續會「大夢初醒」，成為「永續台灣」的機制，以永續發展同心圓系統觀來建構橫向連結的「永續發展鏈」(圖1)。不但同時兼顧環境、社會與經濟層面(過去一向先經濟再環境，且各行其是：三圓分立)，而且朝向以環境為主軸的社會與經濟發展。其中主導經濟與環境的兩門學問 (economics及ecology) 同以為eco為字源，其拉丁語源(Oikos)之意為「家」，應將台灣環境與地球視為一個家來管理。

圖1：永續發展同心圓

2. 2003與004年台灣十不永續

2-1: 2003年十不永續

2003/年1月25日，「永續台灣元年」誓師大會上，民間團體宣佈成立「民間永續發展促進會」，代表作即以「永續度」：環境正義、社會公義、世代福祉三項指標，經過民間團體的討論所選出的「十大不永續政策或議題」：

表1: 民間團體公佈2003年十大不永續政策

附註：*****  (1-5)  代表負面衝擊度

總結：綠色政府仍偏重「政治綠」，忽視「生態綠」，橫向整合「永續發展鍊」為主軸的決策機制仍需努力建構，以推動「以環保/生態為主軸的社會/文化與經濟/科技發展」。

資料來源：民間永續發展促進會，2003；王俊秀，2004

2-2: 永續台灣二年(2004年)台灣24險

2-3: 2004年十不永續

2004年6月5日世界環境日，民間環保團體召開記者會，公布政府的「十大不永續建設與施政政策」或「環保十惡政策」，其中十惡之首為核四續建案，其他各惡讓台灣淪為「惡夢之島」。由表2兩年來的排名，2003排名一與二的2008年國發計畫與經發會結論已化身為「新十大建設」，其中的蘇花高速公路成為2004年的「亞惡」。2003的「季惡」蘭嶼核廢場與「殿惡」核四案合起來卻成為2004年的首惡。2003年排名第七惡的焚化爐政策成為2004年的第四惡；2003年排名第八惡的山林政策成為2004年的第七惡。可見既存不永續政策排名往前提升之餘，新不永續政策又接踵而來。

表2: 民間團體公佈2004年十大不永續政策

3. 2004年環境台灣大審

2004年1月大地地理雜誌邀請七位學者為十年來台灣的環境打分數，評分項目為：環境經濟、都市計畫、山林與棲地、環境工程、環境社會、國土規劃、海岸與海洋，共有36個指標。如果十年前的台灣環境是60分(高估的假設分數)，則十年後的環境為58.9分。對照「永續台灣元年」(2003)世界環境日時政府採用42項指標而首次公佈台灣的「永續度」，結果顯示出：15年來社會/經濟壓力的趨勢背離永續；環境/生態現況的趨勢仍是背離永續；制度回應趨向永續。這樣的趨勢突顯出：縱使制度回應趨向永續，也無法馬上減緩長時期累積的社會/經濟壓力(因)與環境/生態現況(果)，因為環境一直是台灣經濟發展的犧牲品(sink)，難怪台灣的GNP被稱為國民污染毛額 (Gross National Pollution)。

由以上三項民間大審，雖然理念與制度的典範轉移已緩慢開始，但是「三本主義」：經濟資本、自然資本與人文資本仍未能齊頭並進，更遺憾的是在「永續台灣元年」的2003年與永續二年的2004年，拼經濟仍然是選舉與施政主軸。

三、不永續的結構性因素

前揭不永續的果有其不永續的因，本節特別探討其結構性因素(王俊秀，2002)。

t          看不見的手與看不見的腳：資本主義經過亞當史密斯以「看不見的手」加持之後，再以工業革命作搖籃，呼風喚雨近兩世紀，成為「愛恨交加」的兩面刀，如以「人類中心主義」而言，跨國企業為主的經濟殖民現象仍方興未艾、貧富差距每況愈下，難怪消滅貧窮成為2002年南非地球高峰會的重點。但如以「生態中心主義」而論，成績單更是滿江紅，因為由資本主義操作邏輯而來的「看不見的腳」踐踏了無法用錢衡量以及沒有選票的生態環境，地球末日鐘與日益擴大的生態足跡可多少說明其嚴重程度。在台灣，拼經濟拼出了「富裕中的貧困」現象，GNP (Gross National Product: 國民生產毛額)也「生產」了另外三種GNP: 1) Gross National Pollution (國民污染毛額); 2) Garbage, Noise & Pollution (垃圾、噪音及污染); 3) GNP=NG+NP (許多黑槍及污染)。另外，生態足跡的計算也可說明被踐踏的土地(看不見的腳)，生態足跡衡量每一個人所使用的土地面積，而非每一單位面積可支持多少人，意即推動成長的「手」也造成了「環境踐踏」的「腳」。由國內所計算的生態足跡個案中，例如1994年的台北都會區的生態足跡為43,600平方公里（台灣全島外另加7,600平方公里），即「踐踏」了其自身面積21倍的土地。如以消費型態來估算1997年台北市的生態足跡，則需要583.85個台北市的土地來維持目前的生活水準。可見國內的生態足跡早已超過土地的承載容量，也就更容易產生環境難民了。再由「世界體系」的分工而言，商品鏈所伴隨而來的「污染鏈」、「風險鍊」及「疾病鏈」也是另一隻「看不見的腳」，而生態足跡所計算出「超用」的土地其實也就是「幽靈耕地」。換言之，一切向錢看的資本主義思維與行為(看不見的手)已經創造了一個「第四世界」：因環境受破壞而組成的野生動植物、人民與空間。「沒有土地，那有花」就象徵著環境與經濟的關係，無法珍惜環境，理所當然會落入「窮到只剩下有錢」的窘境。呼應西雅圖酋長的主張：對土地不應該僅用英畝與美元來衡量，要用愛與尊重來衡量。雖然它們沒有票，但它們卻很有料。

l        旅館過客觀：台灣由早期反共抗俄的政治掛帥時代至近期成長導向的經濟掛帥，國土被視為反共抗俄的與經濟發展的基地。而生態與環境破壞被視為'[國土所應負的時代責任，以致「換人住住看」也成為台灣國土的宿命。以海岸國土為例，反共抗俄時期由國防部以戒嚴來主導，到了經濟發展時期則改由經濟部的海岸工業長城來主導，於是一個海島台灣卻無法孕育出海洋文化。國土「旅館化」的現象使得台灣經驗「生產」了牛仔式經濟(cowboy economy)─趕牛去甲地吃草，寸草不生後放棄甲地轉往乙地，早期風起雲湧的反污染自力救濟運動可多少說明此一現象，「賺一票就走」的心態正好是台灣經濟成長的幸與不幸。由於住旅館的過客不會起床之後折棉被及清掃，反而更會儘情使用資源。以此態度來對待土地乃是產生生態不倫與環境不義的社會文法。兩岸不穩定的關係也擴大了旅館過客之心態，估計有十分之一的國人擁有外國居留權或護照，「遲早要走」的過客情結(visitor complex)使得土地成為絕對客體。連帶著也使得政府在從事國土規劃時以「經濟時間」取代「生態時間」為主軸。另外，生態足跡（ecological footprint）的計算也可說明被踐踏的土地，生態足跡衡量每一個人所使用的土地面積，而非每一單位面積可支持多少人（Wackernagel and Rees, 1996；李永展，1997）。並在理念上，由亞當史密斯於1776年「國富論」中提出的「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進入「看不見的腳」（England and Bluestone,  1973），意即推動成長的「手」也造成了「環境踐踏」的「腳」。由國內外所計算的生態足跡個案中，例如1994年的台北都會區的生態足跡為43600平方公里（台灣全島外另加7600平方公里）（鄭春發，1996），即「踐踏」了其自身面積21倍的土地。如以消費型態來估算1997年台北市的生態足跡，則需要583.85個台北市的土地來維持目前的生活水準（李永展、陳安琪，1999）。可見某個區域（都市、國家）的生態足跡大多超過其地理彊，亦可稱之為「花瓣型生態足跡」 (王俊秀，1999)。再由「世界體系」的分工而言，商品鏈所伴隨而來的「污染鏈」及「疾病鏈」所形成的「生態足跡」可預估早超出了「地球」範圍，雖然個體而言，也可能有幾個特色地區，其生態足跡小於其地理區域（花蕊型生態足跡），但對於減少「生態赤字」（ecological deficit）於事無補。換言之，生態足跡所計算出「超用」的土地其實也就是「幽靈耕地」(Milbrath, 1989)。

l        環境殖民觀：台灣對待土地的剝削與粗暴使得「自我殖民」及「內部殖民」的現象屢見不鮮，大發廢五金專業區個案更是全球分工體系中的環境殖民。聯合國1994年的統計，全球約有2,500萬環境難民散處世界各地（Brown, 1995），此乃依據「環境正義原則」來統計(Bryant, 1995)，大都為弱勢族群（台灣為蘭嶼的雅美人），但如依「環境權」來統計，則台灣會有至少一半的人口屬於「環境難民」，此為「自我殖民」及「內部殖民」的具體結果，大至到處的濫墾違建，小至亂丟煙蒂及亂吐檳榔汁，台灣處於一種環保無政府狀態。土地被物化成為一個睡覺的地方（bed town）或上述之旅館，因此每年約2萬5千人的環境移民凸顯出環境品質的惡化所產生的環境「推力」，人民「用腳投票」反應了此乃「國力流失型」移民，「豬舍效應」生產了低生活品質的「社區焦土」。土地如果不能溶入「故鄉情懷」，則它們只是旅館，住旅館者是不會起來整理內務的，此及隱喻著破壞或忽視環境即為其結構性因素，「換家旅館」也是環境移民產生的來源了。

l        天災人禍觀：「天災雖不可逃，但人禍卻可免」的檢討應該作為人與土地間典範轉移的深層結構，方可告慰那些在各種災害中「不該死而死的人」，因為他們是因人禍而犧牲的枉死者。社會建構論強調：災害是由社會所生產出來的，而許多災害是對土地粗暴所造成的大地反撲。換言之，不同社會有不同的「社會活斷層」，當其碰上地震活斷層時，就產生了災害加成效果。台灣的「社會活斷層」包括「不該賺而賺」、「不該建而建」、「不該住而住」等心態，無知且無助的人民加上無能的政府建構了最大的「社會活斷層」。「我家面前有小河，背後有山坡」已成為災害的代名詞，鐵窗與違建已成為台灣住宅的標準配備，以至於「住家監獄化，自我家畜化」也無奈的成為人與土地斷裂的註腳。

l        三P失靈觀：三P現象為政策失靈（policy failure）、警察失靈（police failure）以及人失靈（people failure）等環境的三種失靈(王俊秀，1999)。政府在成長機器導向下，過渡強調「一切向錢看」的經濟成長，以致早期的國土規劃有「焦土規劃」的負面意像，不能用金錢衡量者（包括環境、倫理觀）成為被忽略剝削的對象，因此「每一人的更好，皆造成了環境的更壞」，導致台灣陷入「富裕中的貧困」、「成功中的失敗」以及「文明中的野蠻」窘境中，此類失靈的政策一向有環境侵略傾向，而將成長的快樂建築在生態(土地)的痛苦上。其次，警察失靈更是台灣生態塗炭的重要原因，執行不力一方面導致公權力及公信力喪失，一方面促進「環境無政府狀態」產生更多的環境殖民現象。人的失靈包括決策者及社會失靈，決策者的生態無知（ecological  illiteracy）常使得環境受到破壞，「錯誤的決策比貪污更可怕」更適用於環境決策上，而此種決策更常使國土規劃只是紙上作業，隨著決策者起舞，農地釋出政策即為一例。社會大眾產生的無力感，更使其成為「污染共犯結構」中的一員，社會不義也造成環境不義，而產生環境迷亂情況（ecological anomie）。因此由社區而起的各種反污染自力就救濟運動，特別是與垃圾大戰有關的「攻防戰」更是三P失靈的集合體，也是生態抵抗（ecological resistance）的一環。

l        小眾風水觀： 數千年的經驗累積，風水已成為華人主要的文化行李。歷史上，許多都市的立地原則：北玄武、南朱雀、左青龍、右白虎，其實是為了通風、採光、日照、溫度及水源等功能，即讓土地的「氣」得以順暢。但是風水的應用卻由城市規劃落入現今陰宅陽宅的層次，也就是由大眾風水轉移至小眾風水(王俊秀，1994)。用經濟學的話說，風水的應用由公共財轉向私有財，公有地的悲劇也就化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了。由於風水好的地方往往就是生態敏感地區，因此陰宅陽宅的風水再好，卻忽略了更重要的大眾風水，以致注重小眾風水的「天人合一」常導致大眾風水的「天人永隔」。尤其風水與土地的連結主要在適地性與適時性，但前述「重私輕公」的心態常導致「時間與空間互相消滅」的現象，因此土地倫理的「風水化」更助長了陽宅「陰宅化」與天災「人禍化」。

四、永續台灣的社會建構：典範轉移

就社會學的觀念而言，典範(paradigm)是一組具有邏輯且相關的觀念及假設，可用來提供一種世界觀或宏觀視野來檢驗人類的社會現象。因此，典範有時也被稱作是社會學視野、觀點或世界觀。Kuhn (1970)更認為典範是一種求知的規範以用來主導科學及研究的本質及內涵。綜合而言，典範轉型可說是人類文明社會化程度的社會指標，由此可觀察及檢驗一個社會中的成員是否改變了原有的思考模式及生活方式。因此必須解構上節所論述之不永續的社會結構，而建構另一組如下的新社會典範。

l        由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至生態中心主義(eco-centrism)：人類中心主義強調道德始於人而終於人，此種本位主義使得人類由Homo Sapiens變成Homo Rapiens(掠奪者)，將土地與自然界中的其他萬物視為奴隸，予取予求，剝削眾生。因此由倫理層面上而言，人不是降臨的神，而是昇起的爬蟲類，比蛇還不如(Moore, 1906)。生命中心主義由動物權的論戰開始，反駁迪卡爾的「動物沒有感覺，是不理性的機器」及「我思故我在」，Henry More(1614-1687)提出物活論(animism)及生靈論(organicism)強調自然中的萬物皆有生命的靈魂(anima mundi)(Worster, 1977)。史懷哲進而提出生命的敬畏(reverence for life)概念，卡森女士所著「寂靜的春天」更以人對其它生命的傲慢，肆無忌憚地使用DDT，使得食物鏈中的生物濃縮現象產生的污染又回到人身上來，「大地反撲」的現象正是對食物鏈中其他生物生命不尊重所產生的具體結果。對生命關懷所形成的進一步概念－生命之網(the web of life)也就成為生態中心主義的緣起了，人與自然的關係也由淺薄生態學(shallow ecology)轉型至「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的觀點，而看世界的角度也由人的角度(泰半為西方人的觀點)進到生態的角度。全世界乃成為一個生命共同體(Life community)，生態系也成為了生命發生的母體(generating matrix)(Rolston, 1986)，因此「宇宙船地球號」的共識乃逐漸形成。

l        由自然權至自然的權利：由於倫理的近視(Salt, 1897)，各種不義的剝削乃層出不窮，Salt在文明的殘酷(cruelties of civilization)一書中強調由各種殘酷及不義中解放才最文明。由人類歷史的過程中，三種解放值得深入探討：黑奴解放、殖民地解放及自然解放，此種歷程又一再呼應了由自然權到自然的權利。其中黑奴的解放代表著社會正義再現，殖民地解放代表政治正義的抬頭，而自然解放則為環境正義。「奴隸或奴役」即是這三種解放共同面對的關鍵詞，換言之，解放乃是解除「奴隸」的魔咒。殖民地解放說明了過去強勢國家對弱勢國家的剝削一國家奴隸化。而自然在整個解放的歷程中，皆是「土地奴隸化」的同義語(Leopold, 1949)，當受到注意時是以新的弱勢老奴隸(new minority but old slavery)出現－黑奴、女性、勞工、原住民陸續被注意後才輪到大自然，可見其「新」及被長久奴役的程度。由於「被虐待的人」等同「被虐待的自然」，因此曾以「綠的黑奴」來形容自然與土地受到奴役的情況(Shepard, 1996)。自然的解放隱含著「自然人格化(personhood)」－例如地母(Gaia)及「今日鳥、明日人」等概念。1970年美國紐約州及康乃迪克州交界的柏藍河因受污染而以河流之名作為原告的案例最具代表性(Stone, 1972)，特別是1973年通過之「瀕臨絕滅物種法案：ESA」，其中的公民訴訟條款更彰顯了自然的權利。之後陸續有以湖泊、鳥類、森林與居民一起當原告而勝訴的判例出現。無獨有偶，1995年日本鹿兒島奄美大島的居民及四種瀕臨絕滅的動物一齊當原告，訴請當地縣政府撤銷高爾夫球場的開發。同年被文化財保護法指定為天然紀念物的冬雁單獨控告次城縣未設保護區來防止其被獵殺。1996年，諫早灣及五種渡鳥控告國家，訴求停止諫早灣的海埔新生地開發案。1997年川崎市棲息於生田綠地的狐狸等動物控告市政府停止興建中的岡本太郎美術館 (日本自然權利報告書作成委員會，1998)。

l        由「以自然為奴」至「以自然為師」： 社會及知識分工愈細所產生的「拆零」現象使得人們自限於各種小匡匡之中，經常不能以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ity)的角度來看問題，因此必須在思想及行動上展開「逆轉」一即環境社會學強調的顛覆性(subversive)，方能再創新格局，找回失落的環境正義與土地倫理。新的社會典範必需以「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作為起點(Rawls, 1990)方能免除對其他種族及萬物的刻板化印象，並應去除對自然的傲慢及殘酷而學習謙虛(Carson, 1962)。換言之，大地與自然長期以來受到奴役的事實及其反撲應被視為典範轉移的契機，由此超越self及ego而體認人只是自然界的一份子而非萬物之靈，了解世界就是自己的身體(The world is your body) (Watts，1966)，此概念和中國的「身體即為一小宙」有異曲同工之妙。如果更能如A. Leopold所言之think like a mountain，則此種互為主體的超越即已契合道家所言之三種心靈：超越心靈，齊物心靈及生態心靈(傳偉勳，1995)。

l        由經濟學至生態學(由經濟資本至自然資本)： 成長企圖在短時間內將利益最大化，而環保與生態希望將長時間的災害最小化，其中的交集之一為：兩門學問 (economics及ecology) 皆為 eco (Oikos) 開頭 (參見圖1)，應將地球視為一個家(而非旅館)來管理 ; 交集之二為：對環境最小的災害才是成長的最大利益。Pearce (1994)於探討永續發展指標時，提出了人造資本、人文資本及自然資本，1996年世界銀行也提出了三種指標來衡量「國力」：經濟資本、人文資本及自然資本，因此自然資本(natural capital)已經成為永續發展及自然解放的代名詞。如果國土規劃不能加強人文與自然資本，則台灣只剩下一個「人造資本」形成的硬殼或水泥叢林，國土因而「去人文化」及「去自然化」。另外一方面，自然資本不但能促進人與自然的互動，更進而能促進人與人的互動，因此生態已成為土地及社區的最大附加價值。德國開始展開的Bio - top運動企圖將「灰色社區」化成「綠色社區」，並進而創造「生物的家」，因此社區也可以是動物園、植物園及博物館（吉村元男，1993）。特別是台灣致力於經濟發展的同時，政府將一些環境敏感區(山坡地、海岸)等作為經濟建設的地點，「以環境換取經濟」乃是發展的策略之一，以致GNP淪為國民污染毛額(Gross National Pollution)及垃圾、噪音及污染(Garbage, Noise & Pollution)(王俊秀，1994)。1993年作為時代雜誌封面污染的中國山水畫，以及台灣被稱為「豬舍」及「Diewan」皆說明了「一切向錢看」的發展特性。而隨之而起的諸多社會成本卻嚴重影響了人民的「環境權」以及大地的「自然的權利」。

l        由三生至三淨： 國土規劃所揭示的三生理念-生活、生產、生態-理應落實於土地之愛上，生活的「場」如果在「家」的層次，則家門常易成為「天堂」與「地獄」的分界點。但如落在「都會」的層次，則都市社會學的「都市決定論」所稱之「感官超載（overload）」又使人產生「擁擠中的孤獨」現象。至於「生產」在土地的傳統脈絡中多屬於「量」或經濟資本的部份，台灣早期的「客廳即工廠」，也是經濟學者所稱之「遊擊隊經濟」。隨著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的浪潮，國土也開始進入「社會生產」的時代，注重「質」或人文資本的部份（Wang,1997）。Lefebrve（1974）強調：空間是被生產出來的。換言之，能生產良好社會關係的空間方能有社區感（sense of community），社區如果沒有由「抓地力」而來的社會正交換（positive  exchange）則只是「房子」的「算術」，未能產生房子的「化學」，土地作為經濟資本與自然資本間的差別就如同「家」與「房子」的不同，這裡的「社會關係」包括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係。以三生為基點，則大小乘佛教所揭示的「三淨」思想可視為台灣國土倫理本土化的哲學理念。心淨為個體淨，眾生淨為社會淨，而國土淨則為空間（境）淨。但在實際運作過程中卻沈滯在內心世界的「唯心淨土」及死後世界的「往生淨土」中，而忽略了「人間淨土」或「莊嚴淨土」以致造成「重內心輕外境」的現象（楊惠南，1996）。由環境社會學的觀點來看，「重心輕境」的負交換現象使得生態環境被抽離而成為被剝削對象，或只重「心環保」而輕「境環保」。楊惠南（1996）的心境平等呼應了釋傳道（1996）的「境能轉心，心隨境轉」。1995年西德鏡報稱台灣為豬舍的報導凸顯了「國土不淨則眾生不淨」的「染缸效應」，「豬舍式國土」一方面指出千萬頭豬的空間分佈及其所形成的巨大社會成本，另一方面也指出「豬舍式社區」的惡劣生活品質，包括住商混合的垂直分區，公共財私有化等「與污染共存的」的環境侵略空間。因此由環境社會學的觀點出發，「三淨」的向土地學習運動風起雲湧時，全國乃變成一個社區，社區淨土是「國家淨土」，這乃因為國土的空間被社會所「生產」出來，崇尚生態的社會（眾生淨或社會淨）當然會生產出人間淨土（國土淨）而使各種生命在清靜莊嚴的時空下生活的有尊嚴（釋傳道，1996）。反之，我們「生產」了不適當的空間（例如豬舍之批評），則自然環境也就涉入一種反我毀滅的過程，而生產出「豬舍型社會」及「豬舍型人格」。

l        由「國家信託」至「國民信託」: 國家信託為世界各國最傳統的土地信託方式，用人民的稅金來照顧管理各種環境財，再往上則有「世界信託」的模式，1972年於巴黎召開的UNESCO會議訂定了「世界遺產條約」，將「世界級」的文化財及環境財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內，受到聯合國的信託。「台灣顯然在此「世界」舞台上缺席，惟有大肚溪口被列為入亞洲十二重要濕地之一。回到「國家信託」的層面上，台灣則依各種法令來劃定各類環境保護區，包括森林法、野生動物保法、國家公園法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等，共有24處森林保護區，9處野生動物保護區，18處自然保留區及6處國家公園。雖然有為數不少的「國家信託」保護區，但仍然只是一部份的面積，更何況仍有層出不窮的盜林、盜獵、濫墾等事件發生，因此更讓「國民信託」有更寬廣的空間。縱使「世界級」及「國家級」環境財受到良好的照顧，可是居民周遭的環境卻是一片荒蕪，形成「天堂與地獄」的困境，因此由國家信託至國民信託亦有「競爭的合作」之社會學意義，一方面凸顯出「國民級」環境財的長久疏於照顧，二方面從事互補性的環境財維護。由環境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信託空間是一種「後院(back yard)效應」的延伸，而使國土的社會控制力有所發揮，換言之，這些信託空間將成為環境防禦空間(EDS)(王俊秀，1994)。

l        由「形式疆界」到「操作疆界」: 行政「僵界」所引起的各種環境／生態限制因子包括中心度傾斜、差異空間、污染越界、空間摩擦、本位主義、空間「結構化」、時空壓縮、象徵暴力、空間粉碎化為爆炸以及黑箱幻覺等(王俊秀，1994)。國土公共財淪陷的諸問題多是經由上述的限制因子累積而來，傳統的行政疆界或形式疆界有礙環境／生態保育功能，易形成「污染保護區」。正確的國土倫理有助於解構「形式疆界」，而以議題認同(issue identity)來建構「操作性疆界」。如由環境社會學之角度來看，「操作性疆界」代表著社會控制力所涵蓋的地區─或稱為社會足跡。亦可視為自然區域(natural area)及生物區(bio-region)，例如流域、野生動物棲息地等。以生態客觀的線來取代人為主觀的線是對國土謙卑與敬畏的第一步，也是建構國土倫理的基本要素。

l        由地上倫理至地下倫理：土地倫理隨著風險社會的到來，也應由狹義的土地倫理擴大至廣義的土地倫理，不但包括地上的倫理，也要包括地下的倫理。因此除了地理學要探討「地的道理」外，也要探討「地的倫理」。另外將倫理的範疇擴大至「地球組成要素」，故地下的倫理不能因為看不見而被忽略。台灣從事國土建設的過程，一向較注重地上看得到的，對於地下看不見者往往應付或拖延，例如對防疫及水污染防治非常重要的下水道建設至今仍不到20%。另外活斷層、地下水層、地質等的地下土地倫理的忽視也使台灣成為高風險社會，因此重視地下土地倫理即強化了人與土地的深層結構。

五、社會運動的引爆面 (empowerment)

社會運動的成熟化是邁向公民社會的重要指標，從早期抗爭型社會運動到遊行「嘉年華會化」，甚至「法制化」：遊說立法與公民訴訟等。成熟化的重點之一是捍衛與引爆「公共財」，為沒有選票與市場的弱勢者發聲：引爆點線面。而 empowerment 是永續社會的關鍵詞，過去曾被譯成充權、賦權與培力，本文依其發音與內涵譯成引爆面，企圖突顯其社會意義。以下舉出五個具有「永續發展」與「公民社會」特質的社會運動，台灣已引爆前兩者，後三者有待引爆，以進入公民台灣與永續台灣的新境界。

l          黑雨傘運動：起源於紐約中央公園，以黑雨傘來抗議企圖興建高樓而被遮蔽的「日照權」，他們成功了。在台灣，新竹市政府為駕駛人著想，企圖將護城河兩邊的石板路改回柏油路，網路社會動員200支黑雨傘，保留了有竹塹脈絡的石板路，他們也成功了，公民社會在新竹又邁進了一步。

l          共同購買運動：起源於日本，台灣的主婦聯盟發揚光大。社會制約下，家庭主婦們以「菜籃自覺」與「搖籃自覺」引爆，由菜籃自覺開啟了共同購買運動的一片天，由搖籃自覺開啟了環保社區、社區大學的另一片天。讓社區與農場簽定社會契約，全面採購，將社會鏈與生態鏈修補起來，是WTO以後少數存活的農業。

l          國民信託(National Trust)運動：於1895年發源於英國，主張：一萬人每人一元，其力量比一人一萬元大一萬倍。迄今其所信託的資產有土地24萬公頃、歷史建築物207棟、庭園130處及海岸線880公里，另外尚藉由「保存協定」信託了一批古蹟、教會、工廠、森林、運河、沼澤、鐵路等，甚至還包括60個小村莊及437處科學景點，已經成為英國民間最大的土地擁有者，會員二百一十九萬人，每年約有五百萬人參觀訪問各種信託處所，最多的一年(1980年)有六百六十萬訪客，成為高附加價值的「學習產業」。鄰國日本常以「精神地主」作號召，並以「環境法人」及「市(縣)民信託」建立其特色，有名者如宮崎峻的龍貓國民信託基金會，由兒童集資購買森林，等待龍貓回家。兒童用綠票(green vote)捍衛自己的未來，提早當公民 (王俊秀，2001)。

l          外債換取自然運動：1987年，第一個「外債換取自然」的個案發生在玻利維亞的 Beni 保護區，美國環保團體國際保育組織(CI)居中與銀行協調，以10萬美金的代價塗消玻利維亞政府的65萬美金的外債。迄今，「外債換取自然」運動已包括19個國家，超過30個案，但也為後代保留了更多的「好風水」。15年來的運作，「外債換取自然」也衍生出多樣的面向。政府也主動出擊，例如八大工業國(G8)要求羅馬尼亞在五年改善環境、提昇生物多樣性，如果成果達到目標，外債全免。甚至學校也可以用「外債換取自然」來從事綠色外交與環境學習，挪威的一所小學幫哥斯大黎加還10萬美金外債，哥國政府劃出一塊10公頃的森林保護區，並以該小學命名，之後該小學的暑假作業就是包機出國作森林調查。

l          兒童公投：雖然聯合國也舉辦多次「兒童高峰會」，遺憾的是都被各國視為「小孩子辦家家酒」，結果就是「狗吠火車」。就連聯合國大力提倡多年的兒童公投，至今也只有五個國家辦過，唯一條件就是：公投結果納入施政計畫，難怪大部份國家不敢舉辦，顯示兒童對其國家沒有信心，反之亦然。非洲莫三筆克率先在非洲展開兒童公投，結果兒童將「姓名權」選為最重要的童權，此結果也讓政府展開全國性的出生通報與註冊運動。厄瓜多將兒童公投與國會議員選舉同時舉行，兒童選出最重要的項目為免於被虐待的權利。墨西哥的兒童公投與聯邦選舉同時舉行，但投票地點選在學校、公園及其他「兒童友善」空間，結果將「受教權」列為第一優先。隨後，執政黨並與兒童代表簽訂「協定」以改善教育品質。智利由 UNICEF 協助舉辦兒童公投，兒童也以投票強烈表達教育改革的期望。加拿大舉辦兒童公投後，依承諾將前十項納入施政計畫。充分展現「主權在童」的格局 (王俊秀，2003a)。

六、結論

環境社會學主張：環境是由社會生產出來的。而社會的思維與行動則是「生產」環境的決定性元素，影響社會的思維與行動者非典範莫屬。因此永續社會典範乃成為台灣如何被對待的社會文法。由歷史中亦可發現生態亡國論的例子，例如巴比倫帝國與馬雅帝國，可見土地兼具載舟與覆舟的功能，端視其社會化過程。一方面在個人層次上，謙卑是培養永續社會典範與土地倫理的基礎。英國詩人William Wordsworth曾謂：要製造好人的秘訣，就是讓他在大自然中長大。如果把土地視為宗教，則此種對土地的尊敬與關懷可稱之為「生態靈性」(台灣生態神學中心，1996)。在社會層次上，由速食社會或巴比特式(Babbittry)社會轉型至循環共生型社會，強調自願簡樸的生活方式，也是永續台灣社會化重要的一環。另一方在面國家層次上，國土是一種照管之責任(stewardship)而非擁有權(ownership)。

印度聖雄甘地曾謂：如何對待弱者，就是一個社會文明的指標。因此觀察如何對待兒童、婦女、生物、環境，就知道該國家的文明程度。Paredo 曾對正義下過一個有名的註解：正義就是我的更好不會造成你的更壞。顯然，這一代的更好已經造成下一代的更壞；經濟的更好已經造成環境的更壞。因此如同李奧波所主張的，要作好生態保育，就要「像山一樣的思考」，因此要落實永續發展，台灣就應該「像島一樣的思考」。因此台灣要「手腳並用」，必需回歸 Eco (Oikos): 地球之家) 的格局，兼顧綠色經濟資本、有謙卑關懷的人文資本(人不是自天降臨的神，而是由地下升起的爬蟲類)以及好山好水的自然資本，讓「看不見的腳」成為守望台灣而非踐踏台灣的腳，真正符合「立足台灣」的社會願景。

(7) 問題討論

l          當檳榔台灣遇到永續台灣，會衝撞出何種火花？

l          72風災如何促進典範轉移？

l          社會化如何對應永續發展？

(5) (8)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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